清洁工收运过程中的角色和风险——细数台湾垃圾政策变迁史(三)

台湾的清洁车，清洁工人站在车后面

台湾的一线清洁劳动者相当广泛，以“资源回收”角度来看，包括个人资源回收（拾荒体系）、中小型资源回收商、资源回收再制工人、政府清洁队员等等。随着回收政策调整，他们也从早期的分工互补，渐渐转向竞争、取代。

一、拾荒者的角色与变迁

1983年的台湾的流行歌曲《酒干倘卖无》生动描述了台湾社会有不少人以拾荒来养家活口。这首歌是改编自更早的一首闽南语歌曲，1947年版本的歌词里就写到“有酒矸通卖无，歹铜仔旧锡，簿仔纸通卖无”。其中“酒矸”就是玻璃酒瓶，“歹铜仔旧锡”就是破铜烂铁各种废弃金属和家电，“簿仔纸”则是各种纸类。

拾荒体系在尚未有完整回收政策及配套措施的年代，扮演着强大且深入回收一线的功能，而且构成台湾回收产业链里最基层的角色。

这个体系属于“地下经济”的非正式部门，但也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以补社会福利与救助体系的不足。

到了1988年，政府开始推动“资源回收”法制化。拾荒业者因为无法纳入政府建构的回收补贴制度，曾有加入“废弃物运销合作社”成为会员的模式；或政府依《公民营废弃物清除处理机构管理辅导办法》增列所谓的“丁种”机构（只得从事清除资源回收物），来辅导和管理。随着1997年政府把“资源回收基金制度”从垄断性改为开放性，这些过渡方式也告一段落。

传统拾荒体系，随着政府清洁队“三合一”，以及很多民间慈善机构“资源回收”志工的义务投入，被排除在各种制度规划和考虑之外，因此渐渐消失。

二、“回收四合一”、“垃圾不落地”里的清洁队收运问题

台湾废弃政策的变迁，其实也包括了很重要的“收运”体系。这里最重要的“节点”，其实是第一线的「清洁队」。

台湾的废弃物，一般分为家庭废弃物与事业废弃物。前者是由地方政府的“清洁队”负责收运，后者则由“代处理业”来收运。然而，台湾很多小商家、小工厂或小公司是“住家店家”混合，所产出的垃圾跟家庭垃圾差别不大，因此也形成很多模糊地带。

这些灰色空间，造成了很多随时紧张的细节。

台湾经历了很多的废弃物政策变迁，而这些变迁也代表着第一线清洁队员工作内容与作业方式的调整，包括：

1997年：环保署推动“资源回收四合一计划”

1997年：台北市“垃圾不落地，资源回收三合一”

2000年：台北市全面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

2003年：环保署垃圾强制分类试办，垃圾不落地

2003年：环保署推行厨余回收（分离清运）

2005年：环保署推行巨大垃圾（包括家具）回收再利用

2005、2006年：环保署分阶段全面实施“垃圾强制分类”

2010年：新北市全面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

地方清洁队属于地方政府，收运规划自行决定。台北市在1997年之前，是请市民把垃圾在晚间约9点之后放置街头定点，清洁队来收。虽然这种方式对大家很方便，但夜里台北市街头犹如零散的大型垃圾堆置场。因此台北市在同年推出“垃圾不落地，资源回收三合一”。也就是在“不落地”的成功基础上，才后续推动了“垃圾费随袋征收”。

台北市的“不落地”模式是把垃圾车、垃圾车外挂厨余桶、回收车都开到一个定点，停留较长时间(10-15分钟)后再开往下一个定点，让附近居民可以把垃圾带过来。但有人觉得要走一段距离很麻烦，而且影响附近交通，所以遇到不少反弹。要改变大家的行为模式其实是很困难，当时还开了很多罚单，但久了大家也渐渐习惯。

当时的配套措施，其实还包括家具、家电、庭院树枝等大型废弃物，可与环保局清洁队约定时间、地点，免费清运，给了居民很多减量与回收的方便，但也的确增加了清运的复杂度。

三、谁的方便，谁的麻烦

1.“定点清运”vs.“沿线清运.”

除了最早推动“不落地”的台北市是全面“定点清运”，台湾其他县市是以“沿线清运”为主。

所谓“沿线清运”，就是垃圾车“沿线”慢慢开，这样垃圾车和回收车就会来到离家比较近的地方，方便民众投放，但“给民众方便，就是给清洁队添麻烦”。

民众有的偷懒，会把回收袋直接扔上车，有时还会砸到清洁人员。另外因资源回收车空间不大，车上的清洁队员必须迅速破袋再做粗分。车在行走，清洁员要带安全帽系安全绳，一边抓栏杆一边作业，很辛苦且很不稳。另一方面，清洁队的司机也压力很大，垃圾车开进巷弄，会造成交通阻塞，甚至造成车祸意外。旧小区巷弄狭小，风险更大。

2.“资源回收细分”vs.“粗分.”

资源回收的倡导，由原先的“家中细分”调整为清运时“粗分”（分3类，垃圾、厨余、资源回收）。根据清洁队员的经验，这不但改变了民众原先早已养成的习惯，且让民众在“资源回收物”中偷渡垃圾的比例增加。

一线回收车上的劳工朋友提到，最头痛的是保丽龙（聚苯乙烯，Polystyrene，简称PS）：“是可回收，但都是贴钱补助，而且很占空间，在回收车上对工人是最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