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生物质的年产量大，富含有机质和氮磷钾等元素，可以通过肥料化、饲料化、燃料化、基料化和原料化方式加以资源化利用。而且，农作物生物质的资源化利用事关循环经济发展、资源节约与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生活方式创新等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尤其具有固碳和减碳的战略价值，理当资源化利用。
但其资源化利用存在客观困难和主观困难。客观上，农作物生物质的产生具有地域性、季节性和分散性，导致其收集、运输、仓储等前处理困难；主观上，农村实行“包干到户”制度、农民农村存在农作物生物质处理与农村生产割裂的认识和农作物生物质资源化利用扶持政策不到位等，导致农作物生物质资源化利用存在内生动力不足、处理能力不足、资源化利用率低且各种资源化利用方法的关系（比率）扭曲、农业回用（肥料化和饲料化）严重萎缩、外部资本投资意愿不大和处理设施建设停止不前等困难和问题。
农作物生物质的产生具有地域性、季节性和分散性。因地理、气候和习俗等原因，南方偏爱种植水稻，北方偏爱种植小麦、玉米、大豆，农业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呈现出地域性，使得农作物生物质在种类和性质上也具有地域性。农作物生长具有周期性，农作物生物质主要产生在农作物收获期，使得农作物生物质具有季节性。此外，农作物种植遍布在种植区域，农作物生物质也遍布在种植区，使得农作物生物质具有分散性。
农作物生物质的地域性、季节性和分散性增大农作物生物质的收集、运输、仓储等前处理的难度。地域性要求因地制宜，在人多地少低于必须在短时间内将农作物生物质移出农作物种植地；季节性要求因时制宜并平衡储仓的季节性紧张与闲置，在一年两季和三季种植地区还必须尽快完成农作物生物质的收集（包括打捆）和仓储工作（抢收抢储）以免耽误下一季播种；分散性增大收集、运输困难；而且，干燥、松散农作物生物质的容重较小，如稻草的容重仅35kg/m3左右，要求储仓的容积较大。由此可见，农作物生物质的收集、运输和仓储存在时间和空间要求。
“包干到户”不利于农作物生物质资源化利用的组织实施。1984年后，我国农村全面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并且“包干到户”，农业生产家庭化，一方面削弱了农村集体的组织作用和集体力量（农村力量分化），使一些必须依靠集体力量的农作物生物质资源化利用项目无法组织实施，另一方面改变了农村生产生活和农作物生物质处理的方式方法（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如机耕代替牛耕，化肥代替有机肥，化石燃料代替生物质燃料，生物质被废弃和露天焚烧代替还田培肥和饲喂耕牛，等等变化大幅度降低了生物质农业回用（肥料化和饲料化）的数量和比例，既降低了生物质资源化利用率，又扭曲了生物质各种资源化利用方法的关系（比率），使农作物生物质处理与农村生产割裂，严重阻碍了农作物生物质的资源化利用，估计1990年农作物生物质减少15%直接还田和20%耕牛饲喂，致使1.8亿吨以上农作物生物质被废弃和露天焚烧。
农村没有组织力量、集体力量和资本建设农作物生物质处理设施，城市企业家和资本考虑到农作物生物质处理存在收集、运输、仓储等前处理困难和扶持政策力度不大、资源化利用效率效益不高等现实，没有建设意愿；再者，以往还田是直接还田（至多简易堆沤处理），动物饲喂是直接饲喂，燃烧也是土灶直接燃烧，所谓“自然生态处理”就是土法上马，农民农村没有形成农作物生物质资源化利用系统化、工业化、装备化、规模化等现代化概念，没有农村生产生态链和循环经济的概念，没有意识到农作物生物质资源化利用是农村生产生态链不可或缺的组成环节，从来没有把农作物生物质资源化利用设施建设看成是农村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凡此种种严重阻碍农作物生物质处理设施建设和更新换代，导致农作物生物质处理能力严重不足，而且处理能力历史欠账越来越大。
农作物生物质露天焚烧早已称为大气污染的一大公害。早在1999年农作物生物质露天焚烧问题便受到环境管理部门重视（《关于发布〈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环发〔1999〕98号）），随后相关主管部门也多次发布了禁烧令，但该问题越演越烈，以致2020年不得不将禁烧写进《固废法》。农作物生物质露天焚烧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是农业生物质处理设施建设停滞不前导致的处理能力不足。